总之，“名教”观念的产生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在史学上的反映对于说明一定历史时期的史学的特点也是有意义的；但总的来看，“名教”观念不论对于历史撰述来说，还是对于史学批评来说，它所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古代史学和史学批评的发展，尽管不断对此提出种种批评，但要最终清除其影响，却又是难以做到的。这正是它的局限性的一种表现。与此不同的是，刘知幾所说的“直道”和章学诚所说的“心术”，强调史家主观道德的修养对于历史撰述的重要，则始终是古代史学和史学批评的优良传统。道德标准和伦理原则是有联系的，但又不好完全等同起来，它们在史学批评上的作用，自亦可分别看待。
[1] 刘知幾：《史通》卷七《曲笔》，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85页。
[2] 刘知幾：《史通》卷七《直书》，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