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即使在这漫天烽火、物价高涨的时候，也还有不少人或“精力过剩”，或渴求刺激，或神经变态，而又有钱，他们就喜欢那些无聊的读物，花几百块钱买一本书，在他们是无所谓的，高兴时看几页，不高兴时丢开完事；几百块钱比起他们在另一消遣——打牌的进出数目来，那简直是九牛之一毛。像这一种“民族的畸形儿”，在我们这不健全的社会内，无庸讳言，只会一年年多，不会一年年少；政治的和社会的环境既然非但不能使此等“畸形儿”减少，而且助其滋长，而政府书报检查的鞭子也未尝落在那些无聊读物的身上，故在抗战七年多的今日而见此现象，实在只能说是无量数的大怪事之中一区区小怪罢了。
但不能不说这问题是严重的。问题之所以严重，不在社会上有这些人喜欢看这些书，而在这一现象已经诱发了大部分书店的“生意眼”，并且又在引诱一些“作家”向这一方向投机取巧。不嫌说得夸张些，书店在这中间的作用实在不小，尤其在这所谓“非常时期”。出版家不愿意出版，这就根本拉倒，但即使出版了而贩卖商不愿多批，那也糟糕。战时寄运书籍非常困难，寄费又贵，出版家在发行方面依赖于贩卖商者较战前为多。印书成本太大，出版家希望销得快，这才资金可以周转。我们听说过，某书出版后不到一星期，五千部就销完了，这是近年旺销之佳话。然而这所谓已经销完了的五千部，并不全数到了读者手里，不，恐怕一半的一半也不到；这所谓“销完”只表示出版家已经将货脱手，这所谓“销完”应当说已经被贩卖商“批完”了。书是存在贩卖商手中。贩卖商为什么那样热心抢批？因为根据他们的生意眼，他们认为此书好销。这是贩买商的生意眼能够影响出版家。出版家为维持营业，也就不能不有生意眼，或跟着贩卖商的生意眼走，终至于动摇了一部分“作家”有意无意地做了书商的尾巴。从出版家、贩卖商，以至一部分的“作家”，可说都是受了环境的压迫，不得不以生意眼为重；正因为是“不得不”如此，故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大危机。年来颇有些议论，既斥责书业中人之唯利是图，复归咎于作家们之制造颓废与麻痹，而对于造成今天出版业的不景气以及畸形状态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则不置一词；这样的议论其实倒是一种烟幕，把问题的真相弄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