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沣上台后，一大群年轻气盛、轻率妄为的满族王公窃据了要职，成了改革的领导者。载沣组成“兄弟连”集体亮相，外行掌大权，内行靠边站。对军事一窍不通的皇亲国戚占据要职，小材大用；有军事才能和带兵经验的铁良、萨镇冰、良弼等人则退居其次，大材小用。
清末新政的一大重要举措是成立贵胄法政学堂，招收王公世爵四品以上宗室及现任二品以上京内外满、汉文武大员的子弟入学。此举名义上是提高满族权贵的法律和政治素质，服务新政改革，实则不然。内阁学士、宗室宝熙在给慈禧太后、光绪皇帝的奏折中坦言：“我朝本周室亲亲之仁，列爵十四，锡封五等，屏藩带砺，历久常昭。宪政实行，此项亲贵皆须入上议院议事。若复懵于学识，于外交、内治一切未谙，将来非故与下议院反对，即不免与下议院附和雷同，驯至才望轩轾，政策失平，不独与宪政阻碍甚多……所以培植上议院才人意极深远。”一语道破天机，清政府的种种改革就是为了“皇权永固”，为了满族权贵能够永远掌握政权。
除了权力贪婪外，满族权贵还以改革之名，行揽权牟利之实。他们迫使汉族地方实力督抚的代表袁世凯开缺回籍，由摄政王载沣亲自出面掌握全权，出任了新的“全国海陆军元帅”。改革后的新政府规定各省拨款均需户部核定，并成立盐务处，架空各地盐运使，控制财权；将开矿、修路等权力都收归中央，控制经济命脉。引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索“铁路国有”政策，也是改革后的内阁的决策。不用说，这些新实权机构、官办事业都掌握在“官二代”“爵二代”及其少数亲信手中。从清朝中期后，地方势力就上涨了，中央政府实权下降。新事物涌现，新的力量已经茁壮成长，晚清政府却想以贫弱之躯，不顾分权之实，重温集权专制之梦。这就激化了政府和社会、中央和地方等各种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