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拉穿着小拖鞋，悄悄地溜下楼来迎接我，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她伏在我肩膀上哭着，说我刚才太狠心了，她也太淘气了；我相信，我也说了类似的话；于是我们言归于好了，并且一致同意，我们的这次小口角，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我们即便活到一百岁，也决不会再有这种事发生了。
在家务问题上，我们受的第二种罪，是仆人的折磨。玛丽·安的表兄开了小差，躲进我们的煤窖，让一队全副武装的队友给搜出来了；他们给他戴上手铐，然后列队从我们的房前花园带走了，这使我们大吃一惊，也让我们的房前花园蒙受了耻辱。这件事使我鼓足了勇气，决定辞退玛丽·安；她拿了工钱，乖乖地走了，这倒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直到后来我才发现，我们的茶匙不见了，她还擅自以我的名义，向一些店铺借了几小笔钱。在这以后，我们临时请了基杰布里太太——我相信，她是肯提希镇上最老的居民了，一直给人家做打杂女工，可是由于年老体衰，对于她专长的这一行，已经力不从心了。没过多久，我们又找了另一位宝贝；她倒是妇女中少有的挺和气的人，可是，她拿着盘碟上下厨房的台阶时，老是要栽个跟头，端着茶具进小客厅时，就像进澡盆似的，几乎一头就扎了进来。这个倒霉女人所造成的损坏，使我们不得不把她解雇。在她走后，来的是一大串不中用的人（其间，基杰布里太太又来做过几次临时的替补工）；最后收尾的是个年轻女工，外表颇为斯文，可是竟戴了朵拉的帽子，去赶格林尼治的定期集市。她走了之后，除了千篇一律的失败之外，别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