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代，大一统的政权都绝对无法容忍一个不服王化的少数民族首领僭号称帝，只要实力稍微许可，一定要派出大军加以征剿，以宣天朝威德。然而，意外的是，对努尔哈赤建制称汗，明朝几乎没有做出任何激烈反应。当是时，正值万历晚年，这位半辈子和文官们赌气的皇帝，天天躲在深宫重门之中，连朝廷重臣和地方大员缺职日增，吏兵两部无人掌印，官员数千人领不到政府文书无法赴任这样的事情都毫不理会，哪会去管千里之外的努尔哈赤呢？只是，如果万历能预先想到自己种下的苦果将在几十年后成熟，并由自己的孙子亲自品尝时，他是否还会如此神情淡定地扔下八百里紧急塘报去闲看宫女们绣鸳鸯呢？
1616年，在东北，首要大事为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在中原，首要大事则为山东、河南、陕西饥民群起反抗朝廷。此外，这一年还有两个同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宗师级别的人物去世，一个是中国的汤显祖，另一个是英国的莎士比亚。
想必许多人都记得那个著名的故事：毛遂向他的主人平原君自荐，平原君说过一句众所周知的话：“夫贤士之处世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立见。”——是人才，就像锥子放进口袋，它的锋芒早晚要刺破口袋。以此言之，心怀大志的英雄或枭雄也是一柄装在口袋里的锥子，时机一到，自然会锋芒毕露。为了迎来那毕露的锋芒，他们已经隐忍得太久。努尔哈赤这柄锥子终于刺破口袋时，已经虚岁六十，起兵三十五年多了。这一年，在明，为万历四十六年（1618），在后金，为天命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