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主持国家大计的人，眼光必须看到数百年后，断不能为区区目前计。斯密著《原富》，缺乏这种眼光，造成资本主义，种下社会革命的矛盾；达尔文缺乏这种眼光，倡导优胜劣败的学说，以强权为公理，把全世界造成一个虎狼社会；孟德斯鸠缺乏这种眼光，倡三权分立学说，互相牵制，因而激成反动，产出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专制魔王，为扰乱世界和平的罪魁，这是很可痛心的。
我辈改革社会，当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人知道前途无有止境，奋力做去，社会才能日益进化。并且有了公共的目标，大家向之而趋，步骤一致，社会才不至纷乱。
《礼记》上有《礼运》一篇，本是儒家的书，又有人说是道家的思想，书中提出大同的说法，至今两千多年，并未实现。当日著书的人，明知道不容易实现，而必须这样说的原因，就是悬出最远大的目标，使数千年后的人，向之而趋。也就是绘出一个房子的样式，使后人依照这个样式修造，经过若干年，这个完整的房子，终于出现。著《礼运》的人，虽然提出这种目标，而实际上，则从小康下手，一步一步地做去。至于释迦牟尼所说的境界，更非历尽苦难不能到，然而有了这种目标，学佛的人，明知今生不能达到，仍不能不苦苦修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