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撰述《史记》的过程中，显示出他对于发展史学的自觉意识，这个自觉意识包含了他明确地揭示出历史文献中蕴藏着丰富的智慧，并一一强调了它们所具有的价值。这是他不同于前人并超出前人的地方。司马迁在跟上大夫壶遂辩论时指出：“《易》著天地、阴阳、四时、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辩是非，故长于治人。是故《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义。”[88]这里说的长于变，长于行，长于政，长于风，长于和，长于治人，以及节人，发和，道事，达意，道化，道义等，是从六个不同的方面，指出了儒家经典《诗》《书》《礼》《易》《乐》《春秋》的特点和主旨。人们对于它们的学习和实践，便是对于自身修养的提高和智慧的逐步积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辩论中，司马迁一方面指出了《诗》《书》《礼》《易》《乐》《春秋》所含主旨的互相联系，不可割裂；另一方面强调了《春秋》的特殊重要性。他反复地阐说道：“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89]这些话，无疑带有较多的社会伦理的色彩和儒家的价值观。然而，就当时的历史条件来看，《春秋》能够教会人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等，也可视为一种宏大、高深的智慧了。我们联系到司马迁在叙述自己身世的时候，特意转述了他父亲司马谈的志向，并表明了自己的决心，显示出了他继承《春秋》事业的崇高的抱负。这正是司马迁的自觉的史学发展意识的表现，也是他重视从史学中汲取智慧的自觉意识走向更高阶段的标志。《史记》成为一部闻名于全世界的不朽巨著，首先在于它闪耀着灿烂的历史智慧之光。